“绿色”资本化 郑思齐:环境压力将是“三明治

作者:beplay体育水军炒作   来源:http://www.taierqueyang.net    栏目: Beplay体育官方网站    日期:2019-05-16

  环境质量是一种典型的公共品(public goods),因此很难直接观察和度量民众对它的需求。上述环境公众事件是一种直接的证据,但这种数据并不十分系统。在经济学领域,另外一种方法是“显示性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即通过观察蕴含有该公共品价值的市场品的价格,来反推消费者对于该公共品的需求。就环境质量而言,大量研究是通过房地产价格数据来推算环境需求的。其背后的经济学机制是,居住选址(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已成为居民接近和选择公共绿地、空气质量(或污染控制)、交通设施和学校教育等地方公共品的中间机制,住房市场承担了城市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重要功能。这时这些公共品就会资本化(capitalization)到房价当中。通俗而言,靠近绿地、地铁和好学校的区位,空气质量或其他环境质量较高的区位(或者城市),通常就会有较高的房地产价格。利用大量数据和合适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例如特征价格方法),就可以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从房价中剥离出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我们课题组近些年来开展了多项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将这些研究串起来,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国城市居民对于环境质量的需求的确正在不断上升。这里较为系统地介绍我们的主要研究及其发现。

  Siqi Zheng(郑思齐)和Matthew E.Kahn(马修.卡恩)2008年发表在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杂志(《城市经济学》)上的一篇文章,是针对北京市内部的一个研究。我们寻找到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的近1000个项目数据,分析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在控制了项目个体属性和区位属性等大量特征后,我们着重关注项目周边绿地以及空气质量(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度量)在房价中的反映。我们发现,大型公园及绿地周边的房价明显偏高,这实际上是大家平常很容易感知到的。同时,我们还发现项目周边社区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每下降1微克/立方米,住房价格将增加0.4~0.6%,这一溢价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这意味着,人们愿意为居住在洁净空气的社区中支付更高的房价,这部分溢价就是空气质量隐含在房价中的价值。当然,这一数值低于美国学者的类似估计(0.7%~1.5%),表明中国民众对于空气质量的敏感程度尚低于美国消费者。

  Siqi Zheng(郑思齐),Yuming Fu(符育明)和Hongyu Liu(刘洪玉)于2009年发表在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杂志(《房地产金融与经济学》)上的一篇文章,将上述研究拓展到了多个城市的层面。随着户口管制的逐渐放松,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性日益增强。这时,居民就可以根据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水平的差异,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适宜的城市来工作和居住。在劳动力流动相对充分的条件下,城市住房价格将反映城市生产力水平(工资)和生活质量水平(环境质量是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我们利用特定的计量方法,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比较不同城市的房价,也能够得到人们对于城市宜居性特征的支付意愿。我们这篇文章利用1998-2004年间84个城市上万条微观数据,揭示城市工资、房价和生活质量要素(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空气质量、绿地等)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在1998年时,这些城市生活质量要素在城市间房价差异中的反映并不显著,而在2004年,它们在房价中的资本化程度已经非常显著了。这意味着人们对于环境等公共品的偏好有一个显著的上升,同时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也加大了这一偏好在房价中的显性化程度。Siqi Zheng(郑思齐),Matthew E. Kahn(马修.卡恩)和Hongyu Liu(刘洪玉)于2010年发表在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杂志(《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上的一篇文章采用了类似的思路,发现自2002年至2006年间,中国城市居民对于空气质量和绿地的需求在逐渐增强,在房价中的资本化程度不断加大。

  郑思齐和符育明2011年发表在《世界经济文汇》上的文章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研究,采用了误差修正模型来探索这一动态过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中的制度变革,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开放的城市体系逐渐形成,城市间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使得城市土地和住房成本向其长期均衡水平收敛,这一均衡水平正是城市生产力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函数。我们发现,在控制城市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后,住房成本的均衡水平与城市的正向宜居性特征(如适宜的气候、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医护服务的可得性,以及平均教育年限等)正相关,而与城市的负向宜居性特征(如SO2排放和交通拥堵)负相关;对于不同劳动力群体而言,高技能劳动力愿意为居住在有更

  高人力资本素质、更多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更少拥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随着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的提高,当前住房成本正逐步向其均衡水平收敛。这表明,城市居民对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中国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程度也在提高。

  由于上述计量方法不同程度地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可能会导致对居民偏好估计的偏误,所以我们在后来的一个研究中,采用了更为缜密的估计方法。Siqi Zheng(郑思齐), Jing Cao(曹静), Matthew E.Kahn(马修.卡恩)和Cong Sun(孙聪)即将发表在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上的文章,利用工具变量法更准确地估计出中国城市居民对于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我们发现居民的支付意愿的确很显著且随时间在逐渐提高。同时,在户籍限制较少、高收入和高技能劳动力聚集的城市中,这种意愿支付价格会更高。

  上述这些研究都给中国绿色城市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积极的信号——随着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和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他们对于城市环境质量的偏好会进一步增强,这种需求端的推动力将促使政府和企业采取行动来供给绿色公共品和市场品。但是,仅仅依靠需求端的变化是不够的。在中国,绿色城市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是否有所作为。由于我国政府官员的任命和晋升很少采取西方部分国家中常见的民众“用手投票”的方式,因此还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实现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上的“有所作为”。自本届党和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标准逐步进行了调整,将环境保护状况纳入地方官员晋升的标准中。北京市政府前不久还将民众热议的PM2.5浓度作为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我们正在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实际晋升已经开始受到环境保护相关指标的影响,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单位GDP能耗和空气污染降低较为显著的城市,其官员晋升的概率更高。同时,地方主要领导的素质水平往往能够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以及环境质量改善起到重要作用。此外,不可忽视的另一股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力量来自于媒体和网络信息的传播,它能够放大民众的声音。

  如果能够将中央政府和社会民众的力量结合起来,加之媒体的监督,地方政府将有可能会迫于压力而改变原有的“先污染,后治理”发展路径。我们将其比喻为一种“三明治”(sandwich)结构,位于中央政府和社会民众之间的地方政府无疑会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居民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愈加重视并将其加入到地方官员晋升机制当中,地方政府建设“绿色城市”的动力将会越来越强,中国城市环境将面临更为乐观的前景。当然,这种“三明治”结构能否推动中国城市实现绿色转型,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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